进一步探讨、完善反恐的应对措施十分必要。

如果将来法律明确可以通过收费筹集高速公路养护费用，这笔资金的确也可能被纳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不过，大多数地方高速公路具有重要的国道属性，系国家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的要求，中央应通过一定的财政转移支付承担地方的高速公路建设与管理责任，这是基本的财政制度要求。

（二）由国内外经济组织依法受让前项收费公路收费权的公路。《公路法》第60条规定：有偿转让公路收费权的公路，收费权转让后，由受让方收费经营。《修订征求意见稿》将高速公路的建设与管理事权明确为由省级人民政府承担，由其统一借款、统一收费与统一还债，这实际上未能科学地厘定中央与地方在高速公路建设上的关系，也无法在东部、中部、西部省份之间均衡实现国家高速公路网的建设目标。2．与《公路法》确定的费改税进程相悖。因此，判断《修订征求意见稿》能否规定公路收费的重要制度的首要标准就是其是否涉及《立法法》第8条、第9条规定的事项。

授权立法与执行性立法的行政法规的制定与修改，需要遵循法律保留原则与法律优先中的根据规则，而对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范围内的行政法规的制定与修改，则需要运用法律优先中的不抵触规则予以规范。[8]张淑芳：《论行政费改税与行政法治》，《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2期。资源国家所有权来源于主权但不等于主权，其为资源主权的积极行使创设权力载体和概念装置，具有重要意义。

审判权一体性是基本原则，而审判组织地方性只是具体制度，二者之间的冲突应当也只能通过限缩后者得到解决。尽管如此，同性婚姻中的宪法问题仍具有共通性，即如何界定宪法中的婚姻。检察机关的纵向宪法定位是国家性，但在组织结构上则属于双重性配置。须在区分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前提下，明确有罪事实认定之职权应归于法院，法律判断是法院的专属权力。

而罗伯茨针对多数派意见的反驳精准有力。但在功能上，基于宪法第9条第1款关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规定，国家所有权确实有特殊性，它不能为国家或政府的私利存在，而必须为公民自由和自主发展提供物质和组织保障。

但由于司法机关审理普通案件可否引入宪法论证缺乏制度支撑，导致这种司法导向的基本权利理论很难发挥对法律实践的影响作用。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学 。也有学者对检察制度若干问题进行了辨析。◇2015年度，宪法学界坚持实践意识，注意维护宪法学的实践品格。

在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方面，有学者认为，需要重视作为人权实施法的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宪法问题。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现行宪法中的国家所有一词，不仅是经济学上的一种所有制，也是法学上的一种所有权。学者们认为，树立宪法权威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降低国家治理成本。宪法与本土化 宪法学界注意坚持中国意识，回归本土语境，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

我国宪法实施长期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实践，除了对宪法解释的功能缺乏充分关注外，专门程序机制的缺失也是关键原因。韩大元，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坚持宪法至上理念，治理国家依靠宪法，国家决策依靠宪法，维护权利依靠宪法，则治理国家的成本将大大降低。若不在人权保护与宪法实施双重脉络下解读民法，孤立的私法概念将成为民法的方法论陷阱。

也有学者以国有财产和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类型分析为例，探讨了国家所有的宪法含义。宪法学界将继续围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的建构、司法改革的宪法界限、宪法与人权保障等问题开展研究，继续推动宪法学的中国化进程。就此而言，中国需要结合自身的宪法文本、宪法语境和社会环境，依循自身的宪法学路径对此问题加以分析：一方面从宪法教义学角度对婚姻的宪法界定需保持一种抽象性和面向未来的开放性，界定其可能性的边界;另一方面又需结合中国自身的情况在可能性范围中进行选择，并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决定。通过合宪性解释的途径，宪法的价值理念得以注入部门法的实践，从而使得部门法能更好地承担保护基本权利的义务。宪法规定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调查权不得触及审判权的核心，应排除个案监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强调树立宪法权威，特别对领导干部宪法意识的提高提出新要求。

提出我国宪法文本的多值逻辑使检察制度具有多重复合结构。有学者则认为需要认清农村的现实和农民的需要，正视土地财政的积极作用，主张土地发展权国有。

我国的预算改革正在进行，但主要的理论研究集中在财政理论和财税法理论领域，宪法的规范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过分依赖阻碍了宪法高于民法的认识，私权的宪法基础被遮蔽。

在没有宪法审查作为制度支撑的前提下，基本权利释义学的研究有转向部门法领域的趋势。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对于2016年宪法学界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所有条款的宪法分析应该立足于现行的宪法体系，以宪法变迁为背景，结合我国的立法现状与社会现实，从而对国有财产的规范内涵进行诠释。就此而言，中国需要结合自身的宪法文本、宪法语境和社会环境，依循自身的宪法学路径对此问题加以分析：一方面从宪法教义学角度对婚姻的宪法界定需保持一种抽象性和面向未来的开放性，界定其可能性的边界;另一方面又需结合中国自身的情况在可能性范围中进行选择，并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决定。尽管如此，同性婚姻中的宪法问题仍具有共通性，即如何界定宪法中的婚姻。自然法和法社会学流行的另一面既是宪法虚无主义的泛滥，也是法律实证主义的缺席;在宪法之外通过抽象原则寻求宪法精神，反映了对实定宪法文本的漠视乃至轻视，注定建立在宪法信仰与有效性前提下通过解释寻求宪法含义、谋求宪法发展的宪法释义学难以成立。

为了有效实现上述目的，首先应注重国家公务人员的宪法教育。在实践层面，资源国家所有权只有衍生出以资源实际利用者为主体、以对资源物的合理利用为内容的私权性的资源利用权，才能真正形成资源利用秩序。

为了推进依宪执政的进程，全面实施宪法，应从宪法发展的战略高度完善公务员的宪法教育体制。有学者就人大对法院的监督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路，认为人大应当在尊重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前提下监督法院工作，寻求司法独立与权力制约的动态平衡。

为完善宪法监督制度，有学者认为，健全宪法监督制度需要考虑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体制、宪法监督的基本范畴等重要因素，特别需要理性看待违宪和宪法监督带来的影响。持平而论，肯尼迪在法律论证上的表现差强人意，但与此同时，他运用娴熟的修辞技巧在相当程度上补强了这份判决意见的整体说服力。

宪法文本中的检察权属于司法权，检察权和法律监督权不是同一视角的概念。学者们关注当下国内饱受争议的土地流转问题。在宪法与财税法的关系方面，有学者论证了预算制度改革的宪法基调，认为预算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往往是现实中政治博弈的结果，也是普通法律逐步制定和完善的结果。目前，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成本过高，在法律规则之外还有大量的非法律、非宪法的规则。

在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方面，有学者认为，需要重视作为人权实施法的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宪法问题。认为面对这一引发巨大社会争议、却几乎从未在最高法院的判例法脉络中作正面处理的议题，可以想见，肯尼迪经历了艰难的法律论证过程。

为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使宪法在保持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基础上紧跟时代前进步伐，为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提供坚实的表达载体和实现机制，有必要尽快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将宪法解释的相关程序制度化和法律化，推动宪法解释活动的经常化和法治化，切实提升我国宪法实施的质量。民法之于宪法的任务这一重要命题在过往的讨论中未得到充分注意，难以形成定论。

有学者就地方各级法院的宪法地位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地方各级法院作为宪法设定的国家的审判机关，与最高人民法院一起构成了行使审判权的整体，而不像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和各级国家行政机关那样在纵向上划分各自的事权。认为宪法中的国家所有条款至今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分析，但实践中仅仅通过私法规制国家所有权已经难以回应现实的问题，已经有学者开始引入公物等概念，并建构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但这个分析是仓促的，而且在规范逻辑上难以成立。